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是不争的史实。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又始于何时呢？在这里，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认识和思考结果。
人类的文明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如生产工具，城市规模，交通状况，建筑水平等等。二是社会层面，如政治制度，科教文卫，国防力量等等。三是精神层面，如人的信仰、教养、道德、精神面貌等等。这三者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总的讲，物质文明是基础，社会文明是支撑，而精神则是文明的灵魂，它以人性的方式而彰显。
因而可以说，判断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乃至人类整体文明的程度，要根据人性来作出。人性的崇高、卑劣，决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所谓人性就是人对生命本身的悟性，表现在对生命的珍爱、尊重，并使之有意义。不但自己要活得有价值，还要使他人活得有价值；不但要使同时代的人活得有价值，还要使后代的人活得有价值。要让所有的人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这样的人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圣人，即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这样的社会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间乐园。这样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这个标准不是我定的，也不是某个人定的，而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换言之，这就是人道，人间正道。
为什么说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是文明古国呢？因为埃及有金字塔，有木乃依；巴比伦有空中花园和汉莫拉比法典；印度有奥义书，有佛教，有释迦牟尼；中国有礼制，有老子，有孔子，有诸子百家，还有长城，有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齐国都城临淄。后来的希腊、罗马被称为文明的典范，也是因为其创造了当时的民主制、军事独裁制和完备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哲学家和大学问家，当然还有雅典神殿、罗马城、罗马大道等物质遗产。而这些物质成果和制度设施也无一不体现了人的精神和意志。因而我们说，判断文明程度的最后依据是人性。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衰落始于宋代，“杯酒释兵权”削弱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使华夏族丧失了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不错，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我认为还不够准确。确切地说，中华文明的衰落肇始于唐代开元之治。其时，中国的强盛达到了顶峰，人性的辉煌亦到临界点。唐玄宗惑于此，而溺于享乐之中。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盛唐顿时烟消云散，盛唐精神亦随之消亡，人性亦随之退化。
宋人鉴于此，警觉地采取了文治的国策。文人当政，武人受抑，尚文成为时代潮流。特别是理学对人思想言行的严格约束，在使中国人更懂规矩的同时，也使人性一步步走向拘谨，走向呆滞。汉人的豪气，唐人的大气不再。文弱之风渐起渐盛，渐行渐远。此后，我们的民族就正式走上了式微之路。
先是蒙古人的民族欺凌，次是朱明王朝的暴虐统治，再又是满族的集权高压，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则是西方人以坚船利炮加毒药的方式，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劫夺和无情摧毁。在意识形态方面，八股文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字狱封闭了正常的声音，而理学则使传统的教化走向了极端，成为“杀人”的工具。加之富人对穷人的残酷剥削——这一切一切的人类社会最负面的力量，一股脑地肆虐于中国人的身上，使我们这个古老而骄傲的民族不得不垂下高昂的头。就这样，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灵魂，慢慢地陷入绝境。及至满清统治后期，我们这个民族几乎丧失了生存的自信，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虽有国家，但已无治理能力；虽有军队，但已无力自卫；虽有文化，但已毫无思想；虽然活着，但已毫无精神可言，可谓国弱、民贫、智衰、魄丧，整体中国人苟全性命于乱世矣。
以上就是衰落的大致情形及过程。
从表面上看，唐玄宗要负首责，宋太祖次之，朱元璋也难辞其咎。但往深里追究，是由于我们这个民族背离了“道”，或者说我们丢弃了“道”。我们忘记了盛极而衰的规律，没有做到居安思危；忘记了文事必有武备的道理，以至于面对强敌举止失措；忘记了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严厉过甚。加之外患不断，且越演越烈，终至摧毁了中华文明的大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