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氏得姓始祖之黎侯探析
初序：前段时间天气炎热，在家无事偶尔翻看《史记》，见到上面有“祖伊”劝谏商朝纣王一事，忆起咱们族谱上记载“祖伊”是咱们得姓始祖，并且记有“祖伊系祖己之后”，兴起上网搜索“祖伊”、“祖己”，并购买相关古籍查阅，初步进行了考证。
自盘古开天辟地，燧人钻火、女娲造人、伏羲创世，神农氏教民稼穑，轩辕氏一统天下，大禹划分九州，中华文明露出一丝曙光。文明要想继承和发展必须要有文字，文字是文明发展的基石，黄帝左史仓颉造字应时而生，从此人们由结绳记事而演变为以文字符号记事，中华文明发展步入快车道。
中华文明主要是指中华文化成果中积极的、进步的精华部分。中华文化则是人类征服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内容的总和，具有多元性，有优有劣。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的姓氏文化，是劳动人民因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演化、不断总结出来的。
在远古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和繁衍，生产生活要与自然相争，要与野兽相争，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相争，在争斗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个人力量非常单薄，只有组成一个个团体胜数才大。这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就自觉的组成了团体，这也是动物的本能，但人类因为经过进化和发展，具有了更高级的意识和思维，为了区别自己的团体与其他团体，创造一些符号作为本团体的特定标志（如图腾），这些特定符号标志逐步演化为团体的“姓”。中华第一姓为“风”姓。《尚书·序》注曰：“三皇之最先风姓，母曰华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
“黎”氏图腾、《尚书》截图
“姓”主要表示血缘关系，姓的出现也是家族繁衍的需要，中国古代，人们就总结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生殖学原理。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记：“氏同姓不同者，婚姻互通；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在同姓的团体中有部分人，因为团体发展壮大需要更多资源或从事职业或因功受封等原因，逐渐从同姓大团体中分离出去而组成了小团体，这些小团体被称作某姓的氏族，“氏”主要以受封的国名、官职或从事职业或居住地而名。“氏”是可以不断变化的，比如商鞅，本姓姬，公孙氏，名鞅，卫国人，他原本是卫国姬姓公孙氏后代，所以又叫卫鞅和公孙鞅，秦国封他为商君后，他又改称为商鞅。
自夏朝开始建立宗法制，氏族制与宗法制紧密结合，“氏”具有“明贵贱”作用。这种管理制度延续了三个朝代（奴隶社会）。到了秦朝，秦一统六国以后，建立郡县制国家管理制度，在国家治理方面打破了贵族阶层领地管理世袭制，以郡县制代替了此前一直传承的氏族制，氏族管理变为只是管理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氏”渐渐也只是成了一种区别血缘关系的符号，与表示血脉关系的姓已经没有多大区别。这时姓、氏双轨并行，渐渐地“姓”与“氏”合二为一，融为一体。《通志》中记：“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中国的姓氏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成果非常丰富。有学者研究指出，百家姓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距今约6000年以上。据史书记载的上古时期八大姓（姬、姜、姚、嬴、姒、妘、妫、姞），都带有“女”字，具有明显母系氏族的特征，可见在母系社会已经出现“姓”。清代张澍《姓氏五书》收姓氏5129个。2010年，袁义达、邱家儒所着《中国姓氏大辞典》，收录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绝大多数汉字姓氏，数量达23813个。
黎姓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姓氏。宋朝《百家姓》中“黎”姓排262名，2013年版《中国四百大姓》排名第82位。关于黎姓由来，在古代典籍中记载主要有以下四种：出自九黎的后裔（《风俗通义》），出自黎国后裔（《元和姓纂》），出自帝尧的后代（《元和姓纂》），少数民族改姓为黎（素黎《魏书·官氏志》）。当然还有其他记载，如“黎丘氏（居住地黎丘）简化成黎姓”、“黎，子姓国，侯爵，一作黎、郯，周文王所勘者。（《路史·国名纪四》）”等等。
在美丽的宜城安徽安庆生活着一支黎姓，族谱记载明初由江右豫章清江县，迁居安徽安庆天台里居住，清乾隆初年黎氏之彪、之漆、国柏三公创修《黎氏宗谱》，“缮稿成帙，拟付攻木氏，因官事，卒以久客邗沟，未成斯举”。乾隆四十一年丙申、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光绪十年甲申、民国四年乙卯又进行了四次编修。这支黎氏道光丙午编修的族谱现藏上海图书馆，光绪甲申编修的族谱藏潜山黎氏后裔，民国乙卯编修族谱藏旌德黎氏后裔。
《黎氏宗谱》书面
据此支黎姓《黎氏宗谱》记载“一世祖黎侯，字祖伊，祖己之后，伊公知周德日甚，商纣辛丁丑三十一年。周武王己卯十三年归周，武王封黎为火正之官，至公世袭侯爵，乃以黎为氏也。妣莘氏子一宗”。在此条谱录中有关键人物：祖伊、祖己、周（指文王）、周武王、纣辛（指纣王），周文王、周武王、纣辛三位大家都非常清楚是谁，在此咱们先探讨一下谱中祖伊、祖己是谁。
安庆《黎氏宗谱》历代世系总图
咱们弄清楚“祖伊”之前必须弄清楚“祖己”。传世典籍中在商王朝确实找到了“祖己”这个人，《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此典故在传世典籍《尚书·高宗肜日》中也有记载。两本书都明确记载当事人为“武丁、祖己”。此处祖己身份有两种说法，一是商高宗武丁长子；一是商高宗大臣，认为“祖己是商代薛侯仲虺的后裔，薛国贵族，商高宗武丁时的贤臣。”
在商朝祭祀甲骨卜辞中也有“己”这个人。殷商自武丁至帝辛期间祭祀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且己”、“小王”“兄己”、“小王父己”等。（一期卜辞作“兄己”，康丁卜辞作“小王父己”，帝乙、帝辛卜辞作“且己”(祖己)）。
传世典籍中“祖己”与甲骨卜辞中“己”是不是同一人呢？民国甲骨四堂之一观堂王国维老先生在《高宗肜日说》里曾有段论述说：“卜辞又有一条云：‘癸酉卜，行贞：王宾父丁，岁，三牛；及兄己一牛，兄庚一牛，亡尤。’考殷诸帝中，凡丁之子，无名己与庚者，惟武丁之子有孝己，有祖庚，则此辞乃祖甲所卜，父丁谓武丁，兄己、兄庚谓孝己、祖庚也。兄庚后称祖庚，则兄己后亦必称祖己。殷人祀其先祖，无论兄弟嫡庶与已立未立，名礼皆同，是孝己得称祖己无疑。”老先生指出孝己即祖己。自老先生提出祖己即孝己后，郭沫若、刘起釪等很多学者都予认同。
祖己是商高宗武丁太子，前人虽有定论，但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考证。首先可以从商王朝为王、太子、王后所赠封的庙号“日名”去印证。所谓“日名”是以天干为名。商朝所有王的庙号都有“日名”，目前所知道的商王后也都有庙号“日名”，商朝太子也有庙号“日名”，商朝首位太子庙号“太丁”（《史记·殷本纪》记“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
从目前知道商朝有名大臣记载看，以“日名”命名的有两个，祖己和辛甲。先不说祖己，说说辛甲。百度百科：“商末周初年史官。原事商王纣，西周人物。《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辛甲所着《辛甲》二十九篇。班固注曰：“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辛甲，生卒年不详，姓氏不详，出生地不详。有殷商学专家考证，辛甲则可能是后人给取的绰号，而不是辛甲的真实名字。结合辛甲先生的事迹来看，这种推测是站得住脚的。历史上“十天干”具有明显的气质指向，常常用来给领导和特殊人物取绰号。”这说明商朝以天干为名，是王室中特殊人物的权利，在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大臣敢用王室专利“日名”吗？特别是辛甲所处的时期已经是商朝末年，王室特殊人物以“日名”为庙号，作为很有学问的商朝大臣，他应该非常清楚。
其次可以从“神权”、“巫权”去分析。在“高宗肜日”这个典故中，商高宗武丁在祭祀成汤时，“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在祭祀时出现这样的事，武丁认为不祥，而祖己认为没事，不要理会，不要迷信鬼神，提出王要勤于王事修政德的观点，这个观点属“人（仁）治”的理政理念。在商代奉行王权神授，事事必先占卜询问天意。而“巫”就是与神进行沟通，得到神的旨意然后进行传达，所以“巫”在商朝势力非常强大，并且商朝最为重视巫，巫权仅次于王权。祖己的观念在当时属于另类，是与王权神授相悖，如果是一般大臣提出如此观点，王权答应，巫权也不会答应，这不仅仅是使巫权失去地位，还是要砸巫权饭碗，必死无疑。而祖己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他是太子，商朝太子势力也非常大，有自己的领地。从其为亡母“戊”(妇妌)铸造的司母戊大方鼎可见其实力，此鼎规格甚至超过了“王”用的鼎。从后期看也确实埋下祸因。《帝王世纪》云：“殷高宗武丁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竹书纪年》记“（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商高宗武丁后期听信后妻妇好谗言，对祖己放逐，祖己抑郁而终。纵观历史，太子祖己以“孝”闻名，一个孝子又能做出什么出格之事而遭放逐呢？答案很明显，一是祖己的施政理念触及巫的根本利益，而从出土的甲骨文中武丁时期妇好就经常受命祭祀，妇好应该与“巫”的势力有一定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妇好就是女巫）；二是因“孝”为母铸鼎超规格。
关于典籍中认为祖己是“臣”也没有错，祖己对高宗武丁来说确实是臣子，太子对父王也称“儿臣”，太子未继位，也是“臣”。《唐六典》:“皇太子已下，率土之内，于皇帝皆称臣”。《通典》卷一百八礼六十八开元礼纂类三序·杂制记曰：“皇子以下,率土之内,于皇帝,皆称臣”。
说完祖己再说“祖伊”。《史记·殷本纪》记为：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耆国（有专家说古时，饥、耆、楷、黎相通），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祖伊为什么着急去劝谏纣王，先说说“谏纣”的背景。
西伯侯姬昌在被囚禁后又被释放的真正原因，战国楚简“上博简”中一篇《容成氏》有记载：“于是虖（乎）九邦畔（叛）之：豊、□（镐）、郍、□、于、鹿、耆、宗、（崇）、□（密）须是（氏）。……（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虖（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虖（乎）素耑（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备（服），丰、乔（镐）不备（服）。文王乃□（起）帀（师）以鄉（向）。（第45、46、47简）”从此文可以看出，因为纣王淫虐，诸侯不服而产生“九邦之乱”。西伯姬昌瞅准纣王需要人去平叛机会，通过关系说服纣王，以使西伯姬昌“戴罪”去平“九邦之乱”，在西伯的积极争取和说服下，“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
西伯姬昌被释放后却借“平叛”之名，打击纣王朝歌周边亲商势力，“灭”了商王朝重要盟友“耆国”（谓西伯勘黎）。有学者研究得出“耆国曾为商王朝的“西史”，参与征战，勤劳王事，深得重用，是商王朝重要盟友之一”。耆国在地里位置上应该位于今天黎城县区域，是殷都的西北屏障，距离殷都不到200公里，是王畿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尚书》孔传云：“黎，近王圻之诸侯，在上党东北”。太行八陉之“滏口陉”和“白陉”都连着黎城，占据黎城，向东进入临漳而直逼商朝都城朝歌，向南进入辉县，同样直逼商朝都城朝歌。可见耆国（黎城）对殷商的重要性。（太行八陉分布图来自网络《360图片》）
祖伊从文王“平叛”的方式和方向上看出端倪，再加上此时“纣王残暴淫虐”、“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文王称王（称王时间见后面分析）”，所以才着了慌，“奔”去劝谏纣王。祖伊去见纣王是奔跑着去的，不着急干嘛奔跑，奔跑对大臣而言有辱斯文呀！另外祖伊的劝谏语言非常激烈，态度非常不友好，言语中直指纣王“淫虐”，直指商王朝命运将“灭”。如果作为外姓臣子他敢这样劝谏吗！他面对的可是暴君啊!祖伊虽是祖己之后，与纣王共祖商商高宗武丁，到纣王这一代已经过去七代，祖伊在朝中虽属贵族，但已经没什么实力，身份也只是比外姓大臣略高而已。他为啥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十万火急的“奔”去劝谏，因为他同箕子、比干、宋微子一样，也是商汤嫡系后裔呀（王国维在《高宗肜日说》一文中认为，“《西伯戡黎》之祖伊，亦疑即纣之诸父兄弟。”是说祖伊与纣王，是没出五服的同辈兄弟。），担心王朝命运，纣王继续这样将面临灭国呀！纣王虽然残暴淫虐昏庸不成器，但商王朝姓“子”，不可他人染指呀！
再看看同样因“谏纣”而出名的辛甲，前后劝谏纣王75次，他的言语不愠不火，没有说纣王一句好话，但也没敢说纣王一句重话，分寸拿捏十分到位。他是外姓之臣，商王朝的存在，于其身家性命相比，孰轻孰重，他很清楚，明哲保身才是正道。在《史记·周本纪》中“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可以看出辛甲在纣王囚禁西伯姬昌之前已经投奔西伯侯去了（《竹书纪年》记为：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同样劝谏纣王的纣王哥哥微子，在劝谏无效后与太师、少师一合计，就也投靠西伯侯姬昌去了。而祖伊、比干、箕子就没有走，他们这些人才是商王朝真正忠臣。皇叔比干尤有不同，首先当初帝乙想立庶子微子（长子庶出）作为王位继承人，是他力主立纣辛（比干观点“纣辛虽是次子，但嫡出”），纣王之所以能够上位，比干功不可没；其次他还是商王帝乙的托孤大臣，他比谁都担心王朝命运，所以他才“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
人物考证完了，我们再来探讨安庆《黎氏宗谱》关于祖伊的一些时间记载。根据现代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商朝纣王帝辛在位时间为30年（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1046年）。《黎氏宗谱》中记“商纣辛丁丑三十一年”中“三十一年”是为什么呢？从族谱记载的时间纪年来看，黎氏之彪、之漆、国柏三公在辑录族谱时，应该采用了《竹书纪年》等古籍中关于商纣王生平的说法。因为《竹书纪年》记载“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照此书计算，纣王帝辛在位应有53年，所以在以下推断中只能沿用此纪年去推断。
《竹书纪年》
《黎氏宗谱》关于祖伊的记载中出现两个日期：“商纣辛丁丑三十一年”、“周武王己卯十三年”，先看看“商纣辛丁丑三十一年”。按照《史记》关于纣王、文王及武王大事记载：“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伐耆国，灭之，”“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按照《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清王国维）关于纣王、文王及武王大事纪年记载：“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始伐纣）”、“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以及《唐书·历志》引《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可以看出文王在位十年，武王十一年始伐殷，推断西伯姬昌在商纣辛三十一年称王（41-10=31和52-11-10=31）。
族谱中所记的两个时间相连，不合常理，应该是印刷时中间少了两个字“谏纣”。祖伊“谏纣”这么大的事，黎氏先祖在辑录族谱时应该知道。从时间点也可以推断，“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竹书纪年》）”，“西伯归，……及西伯伐耆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史记》）”，西伯姬昌在回去后第三年灭“耆国”时间上也基本符合。《通鉴前编》记：帝辛三十有一祀，周西伯东观兵，戡黎；《书经（尚书）》也记：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再看如果加上“谏纣”二字后谱文：“黎侯，字祖伊，祖己之后，伊公知周德日甚，商纣辛丁丑三十一年谏纣。周武王己卯十三年归周，武王封黎为火正之官，至公世袭侯爵，乃以黎为氏也”，是不是时间、人物、事件都和历史基本符合上了，也通顺了。
祖伊去了周朝，被封为火正官，这也许是幂幂中注定，火正官是老黎家传承啊！这种传承直至商朝。《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礼记·月令》记：﹝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左传》昭二九年：“木正曰句芒，火政曰祝融”。汉郑玄注曰：“祝融，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火官。”在上古时期，燧人氏发明了转木取火，在当时虽然有了火种但不会保留和使用，后由祝融发明了使用火和留火种的方法，黄帝封了他为主管“火”的火正官。后世火正官也称祝融（慢慢衍化成了官名）。在传世典籍中记载的火正官有：黎、吴回、阏伯（殷商始祖）、相土。
在帝尧以前“火正”官是指专门管理“火”的官，在帝尧之后，人们用火已经非常熟练，这时候“火正”官衍变为掌握“火历”的历法官，专门观察大火星的昏见和负责对它的祭祀。《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这一点也可以从《左传》对夏朝陶唐氏阏伯的记载看出，《左传·襄公九年》记有：“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处“大火”为定夏至的中星，是我国古代对一颗恒星的称谓，又因是商朝的辰星，亦称商星。此星在古代用于观象授时，指导农耕生产。商代时，设有专门的火正官，负责祭祀大火星，并建火星台，观测其变化，由此形成了寒食的民俗——当大火星消失时，全民禁火，以确保当年好收成。咱们的火星车就取名“祝融”。
祖伊归周时，应该还没有姓“黎”，也没有被分封在耆国作诸侯。《史记·殷本纪》中记：“武王追思先圣王，乃曪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从此处记载可以看出武王十二年灭纣后已经进行过一次大封，而祖伊是“武王十三年归周”，分封已过。那在什么时候祖伊被封为“侯”呢？在《史记·周本纪》中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髃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武庚及管、蔡作乱，耆国必在内，原因有三，一是“九邦之乱”就有耆，二是耆国已经分别被文王（西伯勘黎）、武王各灭过一次国（纣王四十四年武王大勘之），三是耆是殷商铁杆旧好。周公旦平叛武庚之乱后，应该是这个时候分封祖伊为耆（黎）国侯，是为这支子姓黎氏之始。
燧人氏→伏羲→少典→黄帝→玄嚣→蟜极→帝喾→契→昭明→相土→
昌若→曹圉→冥→王亥→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
天乙→太丁→太甲→太庚→太戊→河亶甲→祖乙→祖辛→祖丁→小乙→
武丁→祖己→？→？→？→？→祖伊（黎侯，此支黎氏得姓始祖）→
├→祖庚→
└→祖甲→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纣王）→
以上是关于安庆《黎氏宗谱》中记载的得姓始祖“祖伊”公身份的浅薄探析。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考证不精，难免有错漏之处，欢迎指正。对借鉴的资料作者一并谢过！
安庆黎氏祥发公二十世孙东升谨述
二〇二二年八月
